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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中央出台一系列规定，其中有一条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——外出要“轻车简从”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。“轻车简从”是消除官僚主义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。此举确实深得人心。
旧时候，芝麻绿豆大的官员一出巡，便得吆喝“肃静回避”，地动山摇，讲排场，“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，甚自得也”，至于再高级一些的官员，其威严、肃杀，自不消分说了，但是老百姓却并不买账，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只顾自己耍威风、图舒服的“长官”。鲁迅早就指出某些人的暗疾——“愈要占据别人的心，愈善于摆臭架子”。现在，更有些官员一旦“莅临”基层，就前呼后拥，带着名义上的七大姑八大姨，一路上山珍海味、玉盘珍馐地吃将过去，像白蚁一样，悉悉索索，边倾听自己的咀嚼声，边选择“木头大餐”，而遗留下来的，却只是人们无奈地乱戳脊梁骨。社会主义的大厦，绝对不容许这样的吞噬。
官员“轻车简从”，按道理说，做起来一点也不难，然而如果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汉朝，倒真是大失朝廷体统的勾当。汉景帝在中元六年发布过一个命令：“夫吏者，民之师也，车驾衣服宜称。吏六百石以上，皆长吏也，亡度者或不吏服，出入闾里，与民亡异……（《汉书·景帝纪》）”意思是说官员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，不按照朝廷规定做的就要受到处罚。
这个命令，不仅在当时雷厉风行，而且以后又被忠实地贯彻了很长一个时期。譬如西汉的鲍宣为豫州的长官，巡察属县，乘的不是朝廷规定的用车，“驾一马，舍宿乡亭，为众所非”（《汉书·鲍宣传》），结果被罢官。东汉时期的谢夷吾，是有名的好官，体恤民情。他担任钜鹿太守的时候，“以行春乘柴车，从两吏，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，有损国典，左转下邳令”（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上》）。就因为谢夷吾出行，一个地级市的首脑坐的居然是破旧的老牛车，吱吱呀呀地走，跟着的两个属下，又踢踢趿趿，不是鲜衣怒马，“有损国典”，坍了朝廷的脸面！哪管你是脚踏实地地去调查研究的，去精准地发现问题的，降级使用，去当县令吧。这算是皇恩浩荡，客气得很哩！
在当时，个体或明智的小团体，想稍稍消极地抵抗这种名正言顺的“趋势”，要扭转“大方向”，即使自己具有非凡的定力，也会处处碰壁，所以，自寻烦恼，失败也就是大概率的事件了。当路在势的所谓“贤者”，实际上根本不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，他们的“国典”非同小可，重于泰山。千百年来，“长官”贪图享受而自私自利的惯性，似乎并无多大改变，要说“变”了的，无非是他们的座驾更豪华，在前边开道车的喇叭声更刺耳，扰起民来，更肆无忌惮。
“制度”一荒谬，乐于享受的寄生虫在梦里也笑声甜美。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说过这么一个观点，“更伟大的智慧，存在于丰富的不幸之中”。既然历史遗留下来的“不幸”，如此深重，这般触目惊心，那么不蹈袭故事，从这里开刀，从重新主张“轻车简从”着手，把被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，显然是当务之急，是伟大的政治智慧。
前几年，习总书记到深圳考察期间，他的车与公交、出租、私家车并行。没有戒备森严，没有警笛鸣响，没有大张旗鼓的交通管制，没有影响任何人。习总书记率先落实“轻车简从”，用一种十分低调、亲和的方式来到人民中间，为高级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。
“轻车简从”，其实分量不“轻”，内容丰富而并不“简单”；“轻车简从”其实强调的是领导干部正确看待“物欲”的问题、正确看待人民群众的问题、正确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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