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中央出台一系列规定,其中有一条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——外出要“轻车简从”,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。“轻车简从”是消除官僚主义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。此举确实深得人心。 旧时候,芝麻绿豆大的官员一出巡,便得吆喝“肃静回避”,地动山摇,讲排场,“拥大盖,策驷马,意气扬扬,甚自得也”,至于再高级一些的官员,其威严、肃杀,自不消分说了,但是老百姓却并不买账,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些只顾自己耍威风、图舒服的“长官”。鲁迅早就指出某些人的暗疾——“愈要占据别人的心,愈善于摆臭架子”。现在,更有些官员一旦“莅临”基层,就前呼后拥,带着名义上的七大姑八大姨,一路上山珍海味、玉盘珍馐地吃将过去,像白蚁一样,悉悉索索,边倾听自己的咀嚼声,边选择“木头大餐”,而遗留下来的,却只是人们无奈地乱戳脊梁骨。社会主义的大厦,绝对不容许这样的吞噬。 官员“轻车简从”,按道理说,做起来一点也不难,然而如果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汉朝,倒真是大失朝廷体统的勾当。汉景帝在中元六年发布过一个命令:“夫吏者,民之师也,车驾衣服宜称。吏六百石以上,皆长吏也,亡度者或不吏服,出入闾里,与民亡异……(《汉书·景帝纪》)”意思是说官员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,不按照朝廷规定做的就要受到处罚。 这个命令,不仅在当时雷厉风行,而且以后又被忠实地贯彻了很长一个时期。譬如西汉的鲍宣为豫州的长官,巡察属县,乘的不是朝廷规定的用车,“驾一马,舍宿乡亭,为众所非”(《汉书·鲍宣传》),结果被罢官。东汉时期的谢夷吾,是有名的好官,体恤民情。他担任钜鹿太守的时候,“以行春乘柴车,从两吏,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,有损国典,左转下邳令”(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上》)。就因为谢夷吾出行,一个地级市的首脑坐的居然是破旧的老牛车,吱吱呀呀地走,跟着的两个属下,又踢踢趿趿,不是鲜衣怒马,“有损国典”,坍了朝廷的脸面!哪管你是脚踏实地地去调查研究的,去精准地发现问题的,降级使用,去当县令吧。这算是皇恩浩荡,客气得很哩! 在当时,个体或明智的小团体,想稍稍消极地抵抗这种名正言顺的“趋势”,要扭转“大方向”,即使自己具有非凡的定力,也会处处碰壁,所以,自寻烦恼,失败也就是大概率的事件了。当路在势的所谓“贤者”,实际上根本不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,他们的“国典”非同小可,重于泰山。千百年来,“长官”贪图享受而自私自利的惯性,似乎并无多大改变,要说“变”了的,无非是他们的座驾更豪华,在前边开道车的喇叭声更刺耳,扰起民来,更肆无忌惮。 “制度”一荒谬,乐于享受的寄生虫在梦里也笑声甜美。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说过这么一个观点,“更伟大的智慧,存在于丰富的不幸之中”。既然历史遗留下来的“不幸”,如此深重,这般触目惊心,那么不蹈袭故事,从这里开刀,从重新主张“轻车简从”着手,把被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,显然是当务之急,是伟大的政治智慧。 前几年,习总书记到深圳考察期间,他的车与公交、出租、私家车并行。没有戒备森严,没有警笛鸣响,没有大张旗鼓的交通管制,没有影响任何人。习总书记率先落实“轻车简从”,用一种十分低调、亲和的方式来到人民中间,为高级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。 “轻车简从”,其实分量不“轻”,内容丰富而并不“简单”;“轻车简从”其实强调的是领导干部正确看待“物欲”的问题、正确看待人民群众的问题、正确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。 |